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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与阵地:党建如何引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2026-04-08     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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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党建已不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要求,更是社会组织突破治理边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党建,正在深刻重塑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逻辑。

■本报记者 赵明鑫 实习生 郭珂言

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2024年,民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陆治原在《加强党的建设助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文中指出,扎实推进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积极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走稳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在这一背景下,“党建如何引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心命题,关乎机构组织文化、人才发展、业务效能、合规管理等可持续发展要素的方方面面。

当前,党建已不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要求,更是社会组织突破治理边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党建,正在重塑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逻辑。

价值逻辑:为什么党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

党建,为什么能成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钥匙”?

社会组织类型多样、领域广泛,其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必须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保持同频共振。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指出,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并与国家战略目标同频共振,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旦方向走偏,其能力越强,潜在的社会风险反而越大。”深圳某社会团体党支部书记张洋(化名)表示,“党建应当是社会组织发展方向的指南针。”“基金会的内部治理有一套理事会、监事会和党支部的‘三驾马车’。”北京市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二联合党委(下称“二联党委”)书记孙志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三位一体中,党支部就是‘政治内核’,起着方向引领的决定性作用,监事会保合规,秘书处抓执行。”

作为枢纽型平台组织,北京市朝阳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下称“朝阳社联”)会长、朝阳社联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雷鸣也认为,党组织正是通过“把方向、管大局”,引导社会组织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党建而建立的组织文化与精神内核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切实融入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引擎”。

孙志伟除了担任联合党委书记外,还是联合党委书记单位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下称“北京白求恩基金会”)副理事长。他从“白求恩精神”的独特视角拆解了这一逻辑:“公益的底层逻辑就是利他性,而白求恩精神恰是延安精神和我党精神谱系的一部分。因此,弘扬白求恩精神本身就是党建与公益的天然融合。”

党建能够保障公益项目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的另一个优势,来自其具备的资源整合“强磁场”效能。

在张洋看来,小微社会组织常面临“单打独斗”的困境——资源少、渠道窄、信任成本高,极易陷入“孤岛”状态。而党建网络,恰恰为打破资源壁垒提供了最硬的“信用背书”。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看,党组织就像一座桥梁,把原本分散在各处的社会资源串联起来,让“抱团取暖”成为可能。

“党组织的作用是凝聚群众。”北京大兴众合社会工作事务所(下称“大兴众合”)党支部书记李欢欢说得直白:“这些群众来自方方面面——服务对象、合作伙伴、资助方,都要发展成自己的伙伴。社会组织可千万不能单打独斗。”

实践路径:三个“融”字诀打破“两张皮”

价值逻辑清晰之后,具体的制度供给与执行路径该如何落地?记者在梳理探路经验时发现,一条从“边界分明”走向“共建共赢”的行动路线已然浮现,其核心要义在于一个“融”字。

治理结构的融通,是通过人事上的“双向进入”来实现的。

在朝阳社联,雷鸣既是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也是联合会会长。建立“党委会前置研究”制度,凡涉及年度计划、大额资金等重大事项,必先由党委会研究讨论。在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下称“大爱清尘基金会”)的治理框架中,党组织负责人参与理事会、秘书处两级决策,理事长亲自担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同时是助理秘书长,实现了党建与业务“一盘棋”的组织框架。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下称“联劝公益”)则把党支部年度工作写入机构日历,将党支部书记列入高管团队,让党务与行政同频共振。

北京白求恩基金会理事会、监事会、党支部各司其职,党支部作为政治内核把方向,秘书长兼任支部书记抓落实。即便是规模较小的大兴众合社会工作事务所,也坚持党员委员多由业务骨干担任,优先从一线培养党员,让党组织的“存在感”转化为业务发展的“推动力”。

如今,将党支部书记或重要成员与理事团队融合,参与理事会决策,已成为优秀社会组织的“标配”,确保党组织在关键节点“带得了路”。

目光下沉到业务一线,避免“两张皮”的关键在于将宏观理念嵌入项目全流程,实现党建与业务的融合。

大爱清尘基金会推行“党员领办制”,由党员认领最棘手的疑难个案;联劝公益则通过“在二十大报告中找寻业务突破”等专题学习,形成了将政策转化为业务创新的“三主动”工作法,将理论学习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业务创新思路。

在更为宏大的社会资源网络中,党建的“跨界联建”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让“单打独斗”升级为“组团作战”。

联劝公益将“强磁场”效应发挥到了极致。联劝公益党支部书记王菲介绍,他们利用公益项目的志愿服务属性,主动链接企事业单位、高校及媒体党支部,将党建联建转化为业务合作的“入口”,不仅与当地思政党支部结成共建,还在年度伙伴聚会上同步召开区域党建联建,邀请当地党委领导参与。“党建不是额外的任务,而是打开合作大门的钥匙。”

在区域资源整合上,朝阳社联依托南北片区党建工作站,通过“专委会工作联动机制”鼓励党组织结对共建。其“朝有爱”党员志愿服务队将“磁场”辐射整个区域:通过党建网络协调筹集超1600万元防疫物资;平时常态化下沉社区;推动七家会员单位与河北阳原、内蒙古卓资等地建立结对帮扶。

直面挑战:前行路上亟待解决的多重隐痛

平台型党委直接把“磁场”升级为跨机构的“组团作战”。二联党委打造了“首善爱心汇”党建矩阵,积极参与密云的“百千工程”,一次性组织34家基金会到新城子镇集中对接,形成“一+多”(一家发起多家实施)和“多对一”的带动模式,资源、场地、项目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如此,其系列行动已组织落地公益项目100余个,投入善款超千万元: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组织17家基金会赴河北张家口、承德、邢台开展项目;组织8家基金会赴江西赣州开展老区送温暖活动。

大爱清尘基金会通过与医院党委共建引入物资场地支持,党员牵头推动尘肺病救助纳入地方健康帮扶清单;大兴众合则通过“红社联动”,纵向贯通区、镇街、站点,横向联动非公党支部和志愿团体协同参与。

从联劝公益的“联建网”,到朝阳社联的“志愿服务队”,再到二联党委的“组团作战”——党建这个“强磁场”,正在把无数微小的公益力量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合力。

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但在同记者的对话里,这些实践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当前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阵痛与挑战。

人才的流失与发展的壁垒,是横亘在眼前的第一道坎。

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高流动率,让基层党建常常陷入“为人作嫁衣”的无奈。李欢欢感慨,“我们总是坚持从业务骨干中优先考察、培养党员。但现实是,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优秀力量,往往因为个人职业发展变动,最终流向了体制内。”

人员的高频更迭不仅带走了业务骨干,更在行业内催生了大量“隐形党员”与“流动党员”。雷鸣也指出了管理上实际存在的“尴尬地带”:“社会组织人员流动性强,很多从业者的党组织关系并不在工作单位。作为流动党员党支部,由于不转入组织关系,党员之间缺乏深层次的利益联结与互动,直接导致支部活动参与度不高、向心力较弱。”

如果说“留不住人”是市场环境下的无奈,那么“发展不了人”则是现行机制留下的痛点。

这种无奈,在某个省级公募基金会表现得尤为具象。近年来,在青年党员的积极带动下,机构内的入党积极分子数量从四人增长到了七人。但遗憾的是,受限于流动党支部的身份,这股原本可以注入组织肌体的“新鲜血液”,却迟迟无法进行实质性的考察与发展。

面对这一行业共性壁垒,不同规模的机构呈现出不同的抗风险能力。以联劝公益为例,尽管行业整体流动率偏高,但其核心管理团队的党员队伍保持了相对稳定,每年变动仅在1至2人左右,将对党建工作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大机构党建的连续性稳定性,却也从侧面印证了社会组织内部打通党员培养链路的艰难。

未来之路: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覆盖”

面对人员流动、经费刚性、制度滞后等结构性难题,社会组织该如何破局?受访者们结合一线经验,给出了高度一致的思考,这也与当前公共管理学界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倡导不谋而合。

将党建品牌“项目化”,是用行动回击“形式主义”的最优解。

党建绝不能停留在开会写报告的痕迹管理上,大兴众合呼吁必须让党建服务于业务痛点;李欢欢提出,党建必须直接服务于机构真实的业务痛点。只有当党员挑起重担,下沉一线去啃下最棘手的服务个案时,党建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从而彻底摆脱“为了建而建”的困境。

长期项目的沉淀与党建价值并行不悖。二联党委正不断整合公益资源,做大、做强党建品牌,持续做深、做透“首善爱心汇”系列项目。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党建品牌绝不是短期的走马观花,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持续投入,去彻底改变一个村庄的面貌,或系统救助一个困境群体。用这种实打实创造出的“公共价值”,去反哺党建品牌的长久生命力。

此外,面对“人与钱”的现实阻碍,弹性的机制保障呼之欲出。

雷鸣建议,应在市区层面建立专项经费保障机制,并允许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李欢欢也坦言,上级部门持续的经费与场地支持,是基层党建常态化运转乃至机构长期发展的生存线。

在资金使用层面,孙志伟呼吁,未来的政策制度应对党建与业务的边界做更符合实情的弹性划分。通过探索差异化、灵活化的经费管理机制,打破“一刀切”的僵局,让机构敢用钱、能干事,从而切实降低社会组织内部的运行成本。

在构建标准化评价体系方面,朝阳社联已率先破题。他们正探索将社会组织的党建成效转化为一套科学的量化指标。这套指数不仅反映党建水平,更直接关联机构的公信力与业务潜力,未来有望成为政府购买服务、金融授信与公众捐赠的重要参考。

在项目实操端,朝阳社联推出了规范化管理制度与工具包,明确将“党建引领”作为立项核心指标,并划定严禁商业营销等行为的负面清单;同时,通过构建“标准制定+过程指导+结果评估”的管理闭环,引入第三方及服务对象参与评价,让评估结果真正与项目资助、等级评定挂钩。

汇总走访收集的信息来看,党建引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探索,正处在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

在这场深刻的治理变革中,党建正在社会组织内部发生着质的蜕变:它不再是外加的“合规负担”,而是赋能可持续发展的“红色引擎”;不再是流于表面的“花架子”,而是真刀真枪解决社会问题、链接八方资源的“战斗力”。通过在组织架构、业务执行、村落田野与社会网络中的深度相融,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正在跨越“有形覆盖”的初级阶段,迈向“有效覆盖”与“实质引领”的新征程。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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