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9 人阅读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上游的社区出现堰塞湖，下游医疗资源不足，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疏通河道。而且在武汉当地，社会组织较少扎根社区。一旦问题出来了，找谁来做社区的工作呢？
武汉封城当日，71岁的杨团得知几个公益人联合发起京鄂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主动要求加入，“以个人名义参与，担任专家组顾问，定位是三线志愿者。”
数日来，她在北京远程在线参与武汉抗疫行动，工作至今，不断为公益组织和武汉、北京的社区防控提供行动建议。
从抗疫行动开始，杨团就认为居家隔离的社区是此次防疫的前沿，应当和医院一样成为重点。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她不断上书相关部门，提出以线上支持线下社区排查的“三群联动，三师联动”的工作方式，即尽早将社区全体居民纳入大群，再将有症状者拉到中群，症状特别突出的进入小群管理，大中小群联动，由医师、社工师、心理师进行专业服务，发现病案，通过绿色通道送往医院。
但这一模式，通过武汉社区服务有所表达，但总体目标并没有实现。
2020年2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杨团，从志愿经历和社会学学者角度，分析疫情防控的重心和方法，深入反思为何社区防疫早期在武汉不太理想。社会组织为何在社区防疫中参与程度不高。以下内容为杨团自述。
调研群变成了咨询群
我认为，首先要好好理解这次疫情是怎么回事。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下午1点半，iWill志愿联合行动开始，通过他们的微信群，我开始正式参与志愿活动。
在群里我了解到，当时无论是社会还是医院，秩序比较混乱，看病的人很多，但床位不够，医生也不够，而政策倡导居家隔离。我一听到居家隔离政策，意识到社区的作用非常重要，就跟陈兰兰（武汉市逸飞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的本地社工）建议，你赶紧拉一个群，把社区里的人找来，专门了解下居家隔离的情况。
当天下午，群就建起来了，哗啦啦地进来一大拨进不了医院的病人，调研群变成了咨询群，很多人问病情。社工们只好赶紧找专业医生，当线上志愿者解答问题。
我一边看，一边做调查，通过陈兰兰，我找过社区干部，社区卫生中心主任。自己也在大群里找武汉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的人，统统是了解情况，还找了好几家大学的教授。通过差不多一天半的密集调查，基本上厘清了情况，除夕下午就开始针对社区防控写“三群联动”方案。
24号开始，我认准社区防控的目标，一边写政策建议，一边努力推动支援武汉社区的线上实践。
“三群联动”是把疫区的社区居民先聚到大群里，通过社工工作，发现有困难、有疑似症状的居民，再拉入中群，中群的高危人群再分别进入不同的小群，进行一对一的个案辅导和医疗转介。同时线上无接触的支持能弥补社区工作人员不足，有利于线上排查。
这套方案提出后，由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的专家组不断提炼和完善。后来，我们和陈兰兰一起努力地做，但在当时无法真正实行。
首先大群建不起来。当时社区基层做排查很难，缺人手，连挨个打电话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工作人员也缺乏防护用品，甚至存在部分社区工作人员被感染的现象。基本上，社区居委会瘫痪，没人给你从大群里“捞人”。患者或疑似患者自己给社区打电话，社区无法解决（求诊、入院治疗的）问题，患者只能绕过社区，直接到医院去。
但医疗资源也严重紧缺，患者很难入院。这样一来，患者在发热门诊、隔离点、医院三个地方来回穿梭，增加交叉感染机会，导致感染基数大幅增加。直到方舱建成“，应收尽收”落实。
社区防疫实践为什么不理想？
我后来一直反省，“三群联动”做不出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十七年前，我参与了非典救援，那时街上也没有人，我们甚至没强调每个人出门要戴口罩。
那时，社会组织很少，我们做的事情主要是张贴疫情科普广告、给病人送药。当时我不担心自己会被感染，因为SARS感染症状明显，很快发高烧，病情很重，感染者能马上被识别出来。
但这回大不一样，新冠病毒肺炎有隐蔽性，轻症、重症、无症状感染者什么样的都有。
上游的社区出现堰塞湖，下游医疗资源不足，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疏通河道。而且在武汉当地，社会组织较少扎根社区。一旦问题出来了，能找谁来做社区的工作呢？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都是线上远程支持，线下无法实操。
这个事让我挠头很久。总的来说，社会组织这次的响应也不够快，协同作战不足。虽然在防护物资筹集上，不少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也快速行动，但这些行动大多以松散组织存在，看到前线有需求，七手八脚地做，推进很迅速，很难做到真正协调与合作。
线上支持，最终也没形成与社区线下密切合作的社区排查格局。
最后，真正起作用的都是拉“散客”的大群。起初想做调研的大群，吸引了许多求助的居民，他们咨询、求诊，陈兰兰从散客大群中识别出高危居民，再拉到小群，进行个体辅导。但对有高危迹象的居民，没有办法链接社区资源走绿色通道，而是依靠武汉社工的个人关系找医院床位。这说明什么？巨灾来临，所有秩序被打乱，还按照平时的思维方式制定的政策和方案，无法契合混乱的秩序。
我认为真正应该表彰的是春节期间站出来的武汉普通志愿者。他们最了不起。有个志愿者叫汪洋，在一家社工机构任职，大年三十跑出来，和一群志愿者结成战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自愿站出来，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明确知道有感染的风险，在外租房子住，不回家，奋战了一个多月。上班复工以后，很多地方开始招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退役军人志愿队等等。汪洋他们的志愿队也转为由防控指挥部指挥，每天都派任务。
最紧急的关头，这样的志愿者冲在一线，是大灾救援的规律。在大灾面前，个体是最敏感的，也是反应最迅速的，迅速组织战队，许多不认识的人在危难中结成战友情谊。
这次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我只认识郝南、翟雁几个组织者，但工作中，却认识了一大拨专业的志愿者，他们很多人给我打过很多电话，一起开过无数次线上会议，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
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为什么不高？
为什么社会组织这次参与程度不高，要从系统说起。
目前的大灾救援中，简单地说，可以分成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
正式系统即行政系统，包括政府的事业单位、各类群团组织。非正式系统指的是非行政系统，可以简单理解为“政府不会发工资”的系统。
非正式系统里又分为正规军、杂牌军和游击队。正规军指的是慈善会、红会系统以及国字头基金会，杂牌军则指在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游击队是冲在最前面的志愿者团队。
目前政府提及的社会力量，首先指的正式系统，然后是非正式系统。
所以，当我们提到社区成为行动主体，需要注意，社区里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不要只想到只有社会组织。在社区里，社区领导、网格员属于政府发工资的正式系统。而社区里社会组织，有些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些是在街道备案但没有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
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社会组织都不是扎根在社区的社会组织。社区里大量存在的是社区社会组织，备案但没有注册，大多是文艺兴趣、体育类的协会。
这次疫情中，在武汉真正起作用的是业主委员会。许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合作，自己招募志愿者，给小区筹款，买消毒液、口罩、防护服，甚至帮助老年人、儿童，救急救困的活儿他们也做。这是真正在非正式系统里，在社区起作用的组织。
武汉早期如果采用社区防控方式，是比较能够消化矛盾的。但大批病人集中出现，医疗资源被挤兑，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毫无经验可循的时候，甚至有些社区基本瘫痪，再做居家隔离，也没有办法改变状况，最后还是方舱医院应收尽收，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政策偏向社区后，我发现又有新的问题。社区缺人、任务太重，人手不够。一个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服务五百人甚至上千人。任务层层下压，社区玩不转。
2月6日，我提出十条建议，其中一条关乎社区人力。社区没人怎么办？干部春节后返岗，可以去社区上班，后来省直市直干部都下社区了，武汉一个社区能够下沉三十多名干部。
方舱建成后，医院压力缓解，社区也逐渐建立秩序。我建议，民政部门把过去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组织动员起来，帮助支持社区保障生活物资供应，还有各种非新冠病人的用药以及生活支持。
武汉陷于紧急状态下，难以抽出身来认真考虑政策。但是湖北以外的其他省市，在社区工作有一定基础的社会组织，还是能发挥作用。尤其是四川，经过两次地震的洗礼，成长出一批优秀的社会组织，像成都的“爱有戏”，过去就一直做社区工作，这次配合街道和社区防疫，做得挺好。
我发现，凡是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疫情面前就特别主动，立刻能跟社区连接，做老百姓的心理安抚、科普宣传等。这些机构原来就活跃在社区，做社工服务。但要发挥作用，首先要和社区跟街道协商，要提出有效的思路，且能够对接社区需求。
所以，我现在指导这些社会组织设计社区防控机制，将衡量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无风险的指标标准化，再用色块标出来，再将指标具体化。这些指标不仅包括四类人群，确诊的、疑似的、密切接触的、返岗隔离的，还有其他重要指标，比如说外来人口比例、人口密度、地理位置、社区工作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等。最后形成一个信息化系统，动态更新。
要让社区的工作系统下沉到楼栋，信息要与楼栋长连接，所有居民都进入群组，这样不仅限制防控工作好做，帮助、支持困难人群，以及今后做社区基层治理都会容易的多。发一个信息，老百姓就都知道了。这就是以人为本、真正照护到人的基层体系。
我原来设想的“三群联动”，在武汉，最终是在一个叫金地太阳城的小区基本实现了，他们是线下为主。
北京有个公益组织叫“夕阳再晨”，负责人叫张佳鑫，以前是专门研究计算机的博士。近期，我在指导他做一个以街道社区为范围的防控体系，起名叫“街道大脑”。我希望能将这次防疫经验，嵌入日后常规工作的职能模块，结合社区未来一定要做的大健康和基层治理，长期走下去。
未来，常规社区管理模块中，如果能有一个与CDC的公共卫生预警体系链接，延伸到社区的功能模块。而且，这些内容都通过计算机搭建的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去实现，把各个方面的网络信息连起来。那对于防控未来的不可知风险，就真的有力量了。
从这次武汉防疫来看，我觉得我们往后还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哪怕是文艺团体、老人团体都可以，因为自组织有力量。社区外的社会组织，可以对这些自组织加以引导。
我认为，在病毒灾难面前，我们对共同体伦理倡导不够。应该强调“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每个人之间互相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无论在一个小区、武汉、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由小及大的共同体。如果不倡导共同体伦理，彼此就无法互信、无法协作。
现在抗疫已经进入新阶段，未来社会心理、社会信任重建的任务会很重。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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