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慈善：公益慈善领域的新变革

20世纪末以来，公益慈善领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新变化和新发展。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预示着公益慈善领域正在步入一个与传统慈善迥然不同的新阶段，但他们对这些新变革的描述和分析却莫衷一是。正如莱斯特·萨拉蒙在《撬动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新前沿导论》中所叹息的，现有关于这些新变化的研究就像“一个术语的垃圾场，遍布着大量令人困惑或废弃不用的术语”。举例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新变化是公益慈善界开始利用私人投资资本来达成公益目标，而用于概括这一现象的术语至少有5个以上，包括“社会投资”“项目相关性投资”“使命相关性投资”“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等。尽管尚未出现一个共识性的术语，然而公益慈善领域的这些新变革已经展现出鲜明的特征，并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新变革具有多维表现形式

仅用一个术语来概括最近30多年来公益慈善领域的新变化，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新变革事实上有着多维度的表现形式，相互之间也不一定是完全兼容的。当然，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与传统慈善存在明显的差别。

第一，从价值理念来看，市场理念与创变理念逐步流行。在传统慈善的理念中，慈善与市场分属两个格格不入的领域，前者依靠利他为根基，后者以利己为驱动力。正因如此，传统慈善一直将自己的作用范围严格地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然而，这种善理念正在遭到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市场失灵领域活动并不代表放弃市场化手段，恰恰相反，采取一些市场化手段更能激活慈善事业。除了市场理念之外，创变理念也已渗透到公益慈善领域的各个角落。传统慈善倾向于拾遗补阙、零敲碎打，无力消除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根源，而创变理念则强调寻找一种创新性的办法，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从组织形式来看，各种新型慈善组织日渐兴起。传统上，慈善组织寻求公益，营利组织追逐利润，两者接受不同法律的监管，界限分明，不能混淆。但是，近年来，公益慈善界出现了一批社会企业家，他们偏好运用一些不同于上述两类组织的新型组织来实现公益目的。例如，2015年12月1日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及其妻子公开宣布，要采用有限责任公司而非私人慈善基金会的形式捐出他们脸书股份的99%。目前，影响力比较大的新型组织包括弹性目标企业、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共益企业、混合型组织等，它们既不单纯追求利润，也不单纯追求公益，而是希望同时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价值。

第三，从资源渠道来看，私人投资资本开始被吸纳到慈善事业之中。长久以来，公益慈善事业的资源主要来自私人、企业和基金会的捐赠，而这些资源相对于日趋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来说，早已显得捉襟见肘。为了开拓资源渠道，人们开始尝试运用金融杠杆机制将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互惠基金、高净值人群账户等私人市场中的投资资本引入公益慈善事业。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影响力投资”。根据摩根大通2012年的一份预测报告，影响力投资可以拉动4000亿到1万亿美元的投资资本进入那些同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回报的领域。目前，英国、毛里求斯和新加坡等国家已在积极探索组建影响力投资交易所。

第四，从技术手段来看，企业管理方法和互联网技术逐渐被应用于慈善事业。在很多社会企业家的观念中，传统慈善严重缺乏像企业那样的效率、活力、创新性和高绩效。因而，他们希望将企业管理办法引入慈善事业的运作之中，以便使其获得与企业一样的优点。比较常用的企业管理办法包括绩效评估、物质激励、组织能力建设等。绩效评估有助于慈善资源从低绩效组织流向高绩效组织；物质激励可以有效地激发人们积极寻找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的创新性方法；组织能力建设能够让慈善组织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此外，互联网技术也正在深刻地改变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比如网络募捐的超强筹款力量已得到普遍认可。

社会企业家：寻找创新性解决方案

上述发生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新变革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一些深层因素推动所致。从根本上讲，这些新变革是人们在传统办法无力解决日益严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而做出的一种全新尝试。故而，要想了解这场公益慈善新变革为何发生，必须解答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传统办法何以失效？政府与慈善是人们应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两种传统办法。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福利国家的方式来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福利国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福利国家便深陷财政危机，难以为继，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规模。与此同时，传统慈善的活动领域虽然变得越来越广泛，从扶贫、教育扩展到了文化、卫生、科研和环保领域，其获取的资源也在不断增长，但是相对于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单单依靠善心伦理和自愿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福利国家的尝试失败和传统慈善的成效不彰，迫使人们探索新的办法，以求更好地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

二是，全新尝试何以可能？20世纪末，一群自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创新者开始涉足公益慈善领域，并带来了很多全新的理念和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孟加拉国开创的小额信贷模式成功地使人们相信，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不一定需要依赖成本高昂的公共政策与不具自我造血能力的传统慈善，也可以依靠那些致力于寻找创新性解决方案的社会企业家。阿育王组织的创始人比尔·德雷顿曾经这样描述社会企业家：他们“在态度、视野、行为偏好和经验等方面有着和商业企业家一样的‘构造’”，但是他们追求的是“以一种根本性的方式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企业家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及各种社会和环境事务，并在淡水供给、廉价住房、医疗保健、太阳能板、基础教育与通讯设备等诸多领域都取得过成功。

新变革伴随大量争议

就如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一样，公益慈善领域的这些新变革也一直伴随着大量的争议，至今未能平息。这些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让人两难的悖论：一方面考虑到传统慈善的力不从心，对新变革满怀期待；另一方面担忧慈善传统伦理的流失，对新变革动摇信念。

第一个争议是关于市场化的负面影响。运用市场的理念和手段来实现公益目标，是这场新变革的主要旗帜之一。市场化可以带来创新和规模，也能引发一些非意图性的负面结果。反对者认为，虽然社会企业家一直强调市场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可一旦将营利动机嵌入慈善事业，那么“目标替代”现象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平衡营利目标和非营利目标绝非易事，营利目标必然会对慈善组织的决策与使命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比如更加重视组织规模的扩张而非社会影响力的真实提升，更加迎合私人投资者的偏好而非受助人群的需求。

另一个争议是关于社会影响力测量。为了确保这些新变革不会偏离慈善初衷和证明其确实产生了社会影响力，就需要构建一个可以有效衡量社会影响力的绩效测量体系。不少机构对此进行了各种尝试，比如成立于2009年的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研发了一套包含400多个指标的影响力报表和投资标准（IRIS）。不过时至今日，社会影响力测量依旧面临两个棘手的难题：一是衡量社会和环境价值需要采用非财务指标，而非财务指标的测量太过复杂、昂贵和主观；二是绩效测量会导致人们高度关注可测量的行为，而忽视不可测量的行为。

还有一个争议是关于政府在这场新变革中的作用。如前所述，这场公益慈善新变革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福利国家模式无力解决严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正因如此，倡导者在早期充满了英雄主义情结，并相信这场新变革是对政府的一种替代，有能力为世界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些公益慈善新变革是否真的不需要政府的协作。在不少领域，政府均已成功地运用其政治权威与政策工具推动了这些新变革的落地和发展，例如2010年英国司法部与多家非营利组织共同推出了世界首个社会影响力债券。或许，只有非营利、私营、公共部门携手合作，才能应对各种严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组织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机制研究”（20VYJ029）阶段性成果）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叶托 王妍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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