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7 人阅读
新冠疫情爆发后，不同类型的物资缺口逐渐凸显，从基础的医疗防护物资到患者急需的辅助治疗仪器，它们涉及到国内、国际各种标准，如何识别？疫区信息模糊不辨，在资源有限、行动范围受阻的前提下，如何识别更紧急的真实需求，并提供物资支持？巨大声浪下，一些看似“无关”却急迫的需求被忽视，如何在特殊情况下支持弱势群体？……3月底，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以“面对‘物资缺口’，社会组织如何行动？”为主题，邀请在疫情防治中参与物资支持的社会组织和关注这一议题的专家学者，交流、分享——
南都观察：请问各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疫情防控的？当时是基于怎样的判断，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在物资支持这一方面，在所在机构过去的工作经验有没有支持到这次的行动？或者机构是如何在工作中“边做边学”的？
官文宾（担当者行动联合创始人、副理事长）：我今年在武汉过年，直到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我才意识到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对于武汉这样一个九省通衢、人口千万的城市来说，封城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到25日，武汉的医院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病人，事发突然，医护人员的医护物资非常紧缺。我当时就想，保护好医护人员是整个抗疫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只有医护人员得到了保护，才有办法去救治其他人。
1月26日上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节尚峰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厦门大学的同学以海外研究生会为名发起了捐赠武汉的紧急响应，是一个为武汉捐赠医护物资的活动，但因为使用个人帐号接收捐款，他们已经被叫停，于是来问我担当者能不能介入。我立马答应了，接着就开始召集担当者的团队，组织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1月26日我们发起了“担当者共克时艰”项目，1月28日发起“担当者百华彩虹桥公益”项目，2月7日发起“疫情时刻守护乡村儿童”项目，邀请28位跨界专家与乡村孩子面对面。
何 文（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我在1月中旬就已经注意到武汉的疫情了，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专门发布公告，将这次疫情定性为乙类传染病，作为甲类传染病来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说明事态已经非常紧急。23日武汉封城，爱德基金会也正式投入抗疫工作。24日，我们的第一批疫情防控的物资就从南京出发运往武汉，最终交付给了武汉人民医院和空降兵医院。
如何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好这次抗疫工作，我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基金会本身，我们从1987年就开始积累灾害管理工作的经验；第二，我们的团队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应急管理的培训；第三，是我们在当地有相关的团队可以投入工作，所以我们就决定启动抗疫行动。
当时疫情防控的焦点，我们觉得有三个地方：第一，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它们要开展检测；第二，专业的医疗机构，也就是医院；第三，专业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社区。而我们过去的工作基本上和这三块全都对接上了。
黄庆委（山东省社创中心理事，山东建筑大学、济南大学客座教授）：山东省社创中心是一个地区型、枢纽型的组织，“直营业务”比较少。在救灾这块，我们之前和壹基金、山东慈善总会一起孵化培育出了一个山东省联合救助网络，现在已经独立运作，也在本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社创主要是提供一些支持性的服务为主，推动地区公益生态。
对于山东这样一个“非核心战区”的省份来说，疫情的防控工作会比较多，很多社会组织不仅为湖北和本地捐物资、做消杀，更多的一是志愿者身份帮助各地政府、社区去巡逻、执勤，出劳动力是最主要的事情，也是各地政府和社会急缺的。二是针对特需人群，一老一小等开展专门服务。我们在这个需求研判的基础上，希望能帮助各县域的慈善组织更有效地参与到疫情的防控工作中。
我们之前有过救灾经验，而对于这种新灾害的情况，我们也在持续观察，并快速的撰写了疫情研判报告，同时和资方伙伴，包括山东慈善总会、壹基金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等一直在联络，共同商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总而言之，我们主要是从所服务对象的视角出发，针对我们一线伙伴的工作，给予他们补助和支持，包括我们之后开展的一系列的活动也都是围绕前线伙伴所进行的后端服务。支持行动者是我们定位。
刘园月（壹基金灾害管理部主任）：壹基金是在1月22日（腊月廿八）的时候启动了一级救灾响应机制，而早在1月19日，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中的武汉云豹救援队就已经在武汉协助医院开展相关工作了，我们也在21日通知了湖北救灾网络的伙伴准备响应。
刚刚庆委老师也提到了联合救灾网络，我们在山东也支持了这样的行动，也就是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开展救灾工作。灾害管理是壹基金的核心领域，人道主义救援也是壹基金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
从1月22日开始到现在，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第一，为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相关执勤人员发放防护物资；第二，为病人提供检测试剂盒以及升级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第三，发放治疗用的医疗设备等物资；第四，配合社区防疫工作，协助开展公众在线问诊。
王克勤（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大年三十我们大爱清尘便向全员发出动员令；大年初一上午召开驰援湖北工作会议并成立大爱清尘驰援湖北工作小组；大年初二完成首笔资金的筹款，大年初三便采购到了第一批200台呼吸机；大年初六首批200台呼吸机送达武汉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等相关医疗机构。
大爱清尘何以行动这么早、第一时间定位呼吸机？这与大爱清尘本身的业务属性有关。大爱清尘是一家专注救助呼吸极其困难的尘肺病农民的全国性公益基金会，主要从事的是对600万尘肺病农民救助、尘肺病预防、尘肺病国家政策倡导与推动。其中最基础的业务是为患有尘肺病的农民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所以很熟悉有关肺部的疾病。同时，我们更了解肺炎患者呼吸困难的情形，所以，我们在开展医疗救治外，一直在为尘肺病农民提供进村入户的呼吸机、制氧机的捐赠配送。
十年服务，业已形成了成熟的运营配送模式。顶级专家咨询与系统专业培训，是我们展开驰援湖北工作的专业保障。早在2014年我们便邀请了30余名中国呼吸科的顶级专家组成了大爱清尘的医疗专家团队，1月上旬这些专家也开始参与到新冠疫情的救治工作中。为了提高救援服务的专业水平，我们专门送专职伙伴到上海肺科医院临床进行一到三个月的培训，救援中心的成员一半以上都是经过系统临床培训的人员，因此，大家了解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基本症状与需求。基于以上专业背景，我们第一时间便锁定在我们做了十年的呼吸机制氧机捐赠配送上。
▲ 3月10日，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人民医院收到大爱清尘送来的呼吸机。 大爱清尘
大爱清尘在长期为尘肺病农民进村入户送呼吸机的过程中，已经形成成熟的工作流程和配送体系，因此整个救援中心工作人员只需要按照既定的模式各就各位、专业协作，将物资送到湖北新冠肺炎的患者手里。也就意味着，我们此次在驰援湖北的工作中，只是将我们已经很成熟的呼吸机配送模式复制到湖北即可。
整个过程中大概有五个特点：第一，我们在呼吸健康领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非常清楚优质呼吸机、制氧机的购买渠道；第二，我们已经形成了涵盖物流配送、送达用户、用户反馈的一整套体系；第三就是模式的复制，从2011年我们就开始给患有尘肺病的农民挨村挨户地配送呼吸机和制氧机，通过近10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模式，主要分成六个部分：针对性的服务，点对点的配送，直达患者家庭，入户跟踪服务，适应信息及时反馈，以及综合数据深度分析。第四点就是直达医院。原来的工作是直达尘肺病农民的家里，相比之下，直达医院要容易得多。迄今，我们为湖北省境内的15个地市281家医院累计送达了3038台呼吸机制氧机。最后就是分工协作，整个工作组分成若干个小组各自协调、配合，形成专业协作。概言之，我们就是把十年的专业积累和经验积累直接套用过去。
朱一存（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助理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在1月26日正式启动了这一次响应的工作。我们过去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灾害领域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2003年开始也做了很多相关的项目，但之前没有涉猎过公共卫生事件。因此，对于是否该开展非自己领域内的工作以及如何开展，相对来说，扶贫基金会的态度非常谨慎。
在这次疫情响应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碍，比如没有办法到达现场去了解需求，而且很多急需的资源，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在协调，那谁来调拨、怎么调拨，当时相关的讨论也是比较激烈的。
从1月26日启动开始，我们设定了两个非常清晰的方向，基于我们对这次疫情和响应工作特点的判断，因为团队无法到达一线开展工作，现场的需求评估和调动存在困难。第一就是因为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响应要求比较高的专业性，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启动这个公众捐款，与企业合作，协助整合资源，借助企业的渠道和资源开展响应工作。第二是不和政府争抢物资，并且在采购的全流程过程中尽量避免因物资紧缺导致的高物价以及物流配送中引发的交叉感染等各种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尽量满足前线需求的同时，要保障所采购的物资是高质量的，价格也是合理、合规的，并且尽全力在物资发放过程当中保障相关人员的安全。
扶贫基金会从2014年就编制了大灾一级响应手册，这个手册也是扶贫基金会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一个基准，具有通用性，里面有很多的模板和文件。但这一次疫情响应在我们原来采购、执行的基础上，也打破了很多原来的方式、方法，促使我们去尝试新的会议机制、决策机制、采购机制和审计机制，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响应方式。
南都观察：想补充问一下朱一存，能不能具体分享一下您说的新的会议机制和采购机制？
朱一存：新的会议机制和采购机制主要体现在基金会的内外部管理上面，内部管理主要是会议机制的一些创新。原先基金会有一套完整的决策机制，从部门到秘书处，所有的物资采购、全线指挥和后方的确认都有清晰的流程。然而，这次物资情况变化非常快，可能刚刚做完决策，市场上相应的物资就已经缺货了，所以需要非常快的决策速度，也促使我们打破了原有的带有科层制色彩的响应决策机制，转而由秘书处领导直接带着采购组和采购专家、律师一同决策采购流程。
关于新的采购过程，基金会本来有两个采购制度，一个是全会的日常物资采购制度，另一个是紧急救援状态下的采购，紧急救援状态下的采购有一个专门的紧急救援采购制度。但在这次疫情采购中，很多原来的采购制度不适用了。很多的产品要么缺货，要么高幅提价，还有不少假冒产品，为了能采购到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物资，并且不和政府抢单子，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内外部审核机制。
我们以前是两方审核，现在是三方，包括一个外部的采购专家组，一个内部和外部合在一起的专家组以及一个内部的采购专家组，所有的物资采购需要三个组都去询价、提意见，做市场评估，才能走完采购的流程。所以整个采购过程中我们保持了非常高频、深度的沟通，每一件产品都需要联系上百家企业然后挑选一两家做采购，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也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
刘园月：壹基金过去的工作经验在这次响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能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联动一些社会组织开展协作，是因为壹基金花了九年时间，在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联合救灾机制中投入了大量资源，涵盖了20多个省、市县的各个层面。我们这次在湖北联动了91家市县社会组织，这是壹基金在2016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后，花了三年多的投入资源，支持湖北社会组织联合救灾网络的发展并陪伴他们成长的结果。
2019年，壹基金和各地社会组织开展了54次救灾行动，也正是这些日常救援行动完善了我们的响应机制，使得我们在这次疫情中可以迅速地铺开。虽然这次面对的是公共卫生事件，和我们以往经历的自然灾害不同，但整个工作方法和行动机制基本是一致的。
这次在湖北的工作主要由湖北省联合救灾项目的伙伴来执行，发放物资的运作模式也是相通的，就是通过联合方式，让湖北省17个地市，91家组织，约1200名的公益伙伴和志愿者都能参与到相关工作中来，而这些组织由孝感市义工联进行整体规划和协调，再进一步联系湖北省各个地市、区县的机构去整合物资需求，进而制订相应的物资分配计划。
疫情瞬息万变，这90多家公益机构就像湖北省的毛细血管，可以随时感知需求的变化并将物资运送至更深入的腹地。此外，除了像武汉这种公众关注很多的城市，我们也支持了很多缺乏关注和援助的市县甚至是乡镇一级的卫生院的需求，整个工作中，除了直接的援助，我们也重点关注到了社会组织协同救灾能力的建设。
救灾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专业机构的支持，比如我们在湖北省可以顺利完成工作离不开湖北省慈善总会的支持。一开始，壹基金和湖北省慈善总会达成合作意向，社会物资捐赠通过慈善总会，同时也不会被统筹安排，而是由壹基金定向到具体的医疗机构。还有，我们的物资运到湖北需要湖北慈善总会开“路条”，海外物资进口通关也得到了湖北慈善总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充分结合各类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救援工作，同时得到了很多专业物流的支持，解决了配送当中的一个个难题。
南都观察：庆委之前提到“山东社创中心”在当地做了一些支持型、倡导型的服务，包括对一线社会组织公益人和志愿者的支持。最初是怎么了解到除医疗机构之外的防疫物资需求的？以及你们是如何支持的？
黄庆委：首先，“山东省社创中心”的定位主要是服务一线的公益组织。当我们看到全省近一百家社会组织在开展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想能为他们做什么。我们最初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包括我们自己）筹集到防疫物资不经手直接给了前线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自己却没有口罩使用。考虑到医生、社区工作者都在体制内，有自上而下的防护物资发放体系的基本保障，于是决定给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志愿者组织筹集防疫物资。
关注一线的志愿者很重要，如果只是奉献，却不保护好自己的话就很麻烦。而且在公共场合活动的人，一旦感染也是很大的传染源，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别人。
我们有幸得到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梧桐计划”的支持，给大家筹集到了一些口罩。另外，得益于我们在全省构建了一个很好的组织网络，辐射到了每一个县，所以信息比较通畅。我们第一步收集需求信息，了解哪一些组织在行动，第二步发放物资信息，整体过程直接明了。最后有80多家组织根据自己的需要领取了口罩。
南都观察：爱德基金会之前的救灾、社区、医疗等工作的综合性经验是如何支持到这次新冠疫情防治的？
何 文：爱德基金会做灾害管理有33年，传染病预防控制是从1989年开始的。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所以过去项目中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聚焦到三个主体上：一、医院；二、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比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其中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这三者在传染病预防控制当中是重中之重。
我们希望首先要做对的事情，然后要把对的事情做好。做对的事情是一个方向问题，在灾害管理过程当中通常有三种前进的方向，第一种是适应，第二种是回避或者是避免，第三种是阻断。我们在过去很多年的工作当中（比如自然灾害工作），在紧急救援阶段时我们采用是第二种方向，但这一次和以往遇到的灾害特性不一样，传染病疫情防控的方向是阻断。而要把对的事情做好，就要解决效率问题。结合以往的项目管理经验和灾害管理工作的经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计划性地进行检测和评估。
我们这次进行了模块化管理，从需求评估到物资采购、物流运输、发放过程当中尽量审查。这次区别于过去一般的项目管理，但是又吸收了过去的经验。不同于政府疫情防控工作，我们是社会组织，有自己的特点，充分吸收志愿者参与到工作过程中来，并知道志愿者的参与时间、内容、方式，能够有效管理。
南都观察：担当者之前主要是做教育领域的服务，之前的经验怎样用到了这一次的救灾中？在这次的行动中，又是如何通过外部力量的支持来获得医疗和物流等方面的协助的？
官文宾：担当者是一个关注儿童阅读的专门领域服务机构，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参与到救灾当中。疫情之下没有专门领域的分别，最重要的是把平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志愿者网络组织能力动用起来。担当者过去十年来一直在磨砺扎根一线的志愿者，所以专门领域的志愿者动员能力和整合能力比较强。我们在疫情期间发起三个项目，前两个都是医护人员的紧急救助项目，第三个是关注疫情下小朋友在家上网学习的项目，聚焦如何陪伴疫情之下的乡村儿童，这也发挥了我们自己的专业优势。
第一个项目依托于厦门大学海外研究会以及厦门大学分布在全球的校友，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社群，当中一些人就有物资采购的能力或者医学院背景。这个项目是跨组织的合作，我们成立了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叫“担当者共克时艰专项基金”的管理会作为决策委员会。
第二个项目是“担当者百华彩虹桥紧急援助”。因为担当者有一个捐赠人网络叫百华协会，是在旧金山发起的社团组织，这个协会里面的成员都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一些总经理、董事长或医药总监，他们本身就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人才，分布在各个国家，这个网络社群说明了捐赠方非常认同担当者。
▲ 2月16号，“彩虹桥”的4位志愿者分装打包了63箱、共计10000只防护口罩，并且寄往8所前线医院，为一线的医疗人员送去最急需的安全保障。 担当者行动
依托于这两个社群的志愿者网络，我们临时成立了两个项目，两个项目模式都是一样的。首先顶层架构是联合成立的一个管委会，由管委会负责决策小组，管委会底下分别形成四个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是传播与筹款，负责筹钱，钱专门用于购买医护物资捐给抗击疫情的一线医院；第二个工作组是全球医护物资的寻源采购组，在欧美、东南亚等地，找到医护物资货源；第三个工作组负责物资合规与采购决策组；第四个小组是医院端需求对接组，专门对接湖北一线医院医护物资捐赠接收，送到武汉乃至湖北一线医院。我们是反向来的，当时很多医院发布自己的捐赠求助，医院需要什么我们就去买什么。四个小组加上决策组，这样的组织架构建立起来立刻看到需求同步进行募款、同步进行采购，同步进行送达，全部都是直接送达到医院。
第一个项目于1月26日发起，1月31日第一批物资到达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从发起到采购到送达医院用了五天时间（在和我们合作之前，志愿者网络已经提前做了三天的工作）。第二个项目1月28日发起，２月７日送达到湖北武汉18家医院，从募款到采购到运输达到医院的终端总共十天。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原则，不在国内采购。因为物资方、生产方会漫天叫价，并且国内政府已经统一调配了。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我们是做增量，所有的口罩等防疫物资全部都是从国外渠道来的；国内当时出现了“肠梗阻”，我们的物资可以根据医院需求直接对接给医护。
南都观察：各位在具体的行动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物资需求，机构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需求的？它为什么重要？并且机构是怎么满足这个需求的？
官文宾：我们关注到的一个需求专业服务是“橡果学院”。让孩子在家上网课其实发生了很多悲剧，甚至有跳楼自杀或伤害父母的新闻出现。我们请了一些跨界专家，从哈佛的硕士到著名的主持人，从医学博士到儿童诗人……把28节非常有意思的课带给乡村孩子。这个项目以前的常规服务收听率非常低，而这次有三百多万人收听。因为和分享者提前沟通好，请他们讲孩子们听得懂的故事，所以课程内容很有意思。黄土高原的孩子第一次听到哈佛大学的姐姐给自己讲法律，以及为什么从贵州到哈佛大学读法学。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个医生生动有趣地讲病毒，孩子都觉得可有意思了。
何 文：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选择最紧急、最重要的物资，比如说医护的口罩、防护服一类，这一部分需求满足之后开始注意到一些稍微不是那么紧急的需求。
第一个关注到的是血氧仪，这也是对医院的回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血氧仪本身不贵，但对重症病人监测、血液当中的氧含量、医护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及时配备给了医院。第二是消毒机，最开始大家关注是医生个体的防护，但是对于病区的环境的整体卫生防护可能被忽略，在医生回访过程中发现后我们就购置了很多消毒机。第三是基层社区的需求，尤其是乡村卫生院、社区卫生室。社区的一些工作者要面对大量群众，他们面对的人群数量比医院的医生还要多，所以他们的防护也特别重要。
▲ 2月29日，爱德基金会协调30台壁挂式空气消毒机、20台移动式空气消毒机从江苏南通发往湖北荆州；20台移动式空气消毒机从江苏南通发往湖北黄石。 爱德基金会
官文宾：需求是不断变动的，尤其是把需求对接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后面发现医护物资不再紧缺了，但是封城太久，武汉一些地方出现断供，人们没菜吃了。因为前期动员了大量志愿者，所以我们知道具体哪里需要蔬菜，把新需求和志愿者建立对接，利用本来的生活网又送了大量蔬菜给到一线医护和有需求的社群。
黄庆委：我们做的都是山东本地的防疫工作。我们认真做过一个评估，大量社会各界组织的经验主要是关注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儿童、低保家庭等弱势群体。在隔离状态下，有一些老人购买蔬菜和生活物品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很多志愿者组织比如济宁济阳社区服务中心组建了一对一送菜的工作；第二类特殊人群是小孩（尤其是困境中的儿童），做困境儿童保护的伙伴也针对这些儿童开展了一些服务，比如泗水微公益为上百名困境儿童筹集了上网课的平板电脑；第三类就是一线的工作者包括社区工作者、警察和医护人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支持。
刘园月：壹基金有为孕妇提供胎心监测仪。我们跟做这个产品的公司合作，他们把产品发给孕妇，再组织专家开展线上的远程服务。有一位准妈妈，她两个月没能产检，后来申请了这个监测仪，前两天胎心监护都不过关，当时做服务的医生联系她继续监测，一直陪着孕妇到晚上12点，仍然不过关。在线医生建议她去医院，到了医院检查发现孩子脐带绕颈缺氧了，紧急做了剖腹产。因为有了医生和仪器的支持，最后孩子顺利来到这个世界。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之所以关注到孕妇，是因为医院其他科室已经关闭了，正常产检受到影响，我们为孕妇提供胎心监测仪后，可以减少一些孕妇出行的风险，也能预警一些高危孕妇和胎儿，帮助他们在关键时刻去医院成功分娩。
另外，当时满世界找口罩的时候，我们调用了两千台对讲机过去。因为志愿者反映医护人员在隔离环境当中通讯非常不通畅，而且科室之间容易交叉感染，对讲机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的作用。我们立刻就和摩托罗拉、乐信等联系，争取支持，陆续给湖北发了7524部对讲机过去。
还有，就是用于病人确认的检测试剂盒和快速提升检测能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这个我们是和猛犸基金会合作的，2月1日就发放了第一批，因为如果检测试剂紧缺，会导致不少的疑似病人没有办法快速确诊或排除。核酸检测对实验室的要求又非常高，一般三甲医院不太具备这样的条件。满足条件的实验室很有限，已经超负荷工作，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筛选和确认所有的疑似病患，所以像猛犸基金会这样专业组织做出了专业判断，我们和他们沟通之后马上和捐赠人沟通迅速了开展行动。
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来自二手资料的一些判断之外，一线需求调研还有专业人士做的判断，可以让我们在大面积开展救助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大家没有关注到的点，并针对具体问题开展行动。
王克勤：前面何文讲到血氧仪，这其实是呼吸科专业的工作人员随身携带的一些例行设备。我们大爱清尘的全体专职人员包括我本人日常都会带着血氧仪，长期帮助呼吸疾病患者检测血氧饱和度。在春节前期，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极度紧缺，很多组织都尽力去支持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做自己专长、专业的——呼吸机和制氧机，最后提供了一套我们的服务，直接送达到281家医院。
朱一存：我们关注到的几点容易忽视的需求：一、前方需求调研我们发现缺医疗垃圾袋、垃圾桶；二、早期疑似病人比较多，特别缺小型零星设备，比如体温表、血氧仪、小型的床头监护仪，以及大家相对了解到的呼吸机。一些方舱医院或者是新建的地方缺制氧机，包括消毒设备也是非常缺的。其中最让我们诧异的就是缺温度表，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都按要求在家隔离，但家里没有常备的温度表。还有就是缺消毒的小喷壶，这也是当时没有想到的。
南都观察：各位所在的机构在接受捐赠这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吗？比如说捐赠人的要求和实际了解到的受助方需求不一致，这个怎样协调？
王克勤：捐赠人或机构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会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想法，这是作为社会组织和对方展开合作的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要深入围绕疫情防控的主题来讨论，告诉他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经过需求评估，前线获得的信息是什么，为什么要采取这些行动，后续还需要什么物资。我们的工作第一点就是充分沟通达到共识。在采购物资之前，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即以前线的需求为基础，以需求为基础做好计划，使物资得到最大的使用效益。
官文宾：我们一开始就做了决定——不支持指定的捐赠（针对性地要求公益组织采购某类具体的物资、捐赠给某个具体的接收方）。
第一，公益组织做任何事情都着眼于公共利益，最重要是怎样定义公共利益，捐赠不一定具有公共意义。举个例子，有个人在国外，特别有钱，他很担心国内亲友，就捐了笔钱，让我们把国外的物资给他们。虽然这个指订是急需的，但未必真正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的，所以我们非常明确的不支持指定的捐赠。我们项目主要是设定在湖北，因为当时医护物资非常紧缺，所有捐赠原则第一条就是优先面向医生和护士。
第二是救急，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国家统一的物资调配，因为公益组织力量有限，我们当时要解决只是救助的问题。
第三是着眼于广泛的救助，而不是某个指定的对象。比如在疫情最紧急的时刻，大多人都关注着医院，但我们发现武汉有家老人院面临感染风险，就对老人院开展一些救助。
何 文：我在给一线公益组织筹集防护物资时发现，很多人对公益组织本身的防护还是重视不够，这可能和我们的宣传不足有一定关系。延伸到后面“管理费”等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难。
刘园月：何文老师重点讲了沟通需求，做好计划不浪费资源。这次疫情的特殊之处是发生在春节期间，和公众生活联系得非常紧密，公众对灾难的同理心在短期内达到了顶点，所以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钱干了什么。我们和何文老师的做法是一样的，多去主动引导。
在支持一线志愿者这方面，有的企业会捐赠口罩，我们就问能不能给志愿者发一点，企业也理解志愿者需要防护。所以我们就主要找一些愿意捐赠实物的企业。还有，武汉比较大的医院得到的关注非常多，但是其他县、乡镇的防疫风险也是非常高，防疫物资缺口也非常大，一些基本上是“裸奔”的状态，我们就和捐赠者沟通，他们会理解和支持的。
王克勤：我先讲讲受助方的实际需求。大爱清尘是一个医疗类并且专注于呼吸健康的公益基金会，我们的员工长期和医院对接，累计去过的医院有八九百家，是一家一家去电话访问，一对一对去分析，院方的需求我们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到达湖北省区内的医院。
对捐赠人来讲，第一是自主。这在众筹方案里面写得很清楚了，有一部分企业在捐款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文字——“不希望最后把呼吸机放到仓库里面去”，但2月湖北当地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所有的物资要经过红会。我看到这个政策也是很头大，作为公益基金会必须对捐赠人负责，必须努力服务于受助方。于是我当时就想到，即便是回头会有处罚，也要把物资直接送达医院，救命要紧。
这与我过去的经历有关，我原来是做调查记者的，写过太多的检查，所以写检查是我的专长。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写检查的准备。但如果罚款太多，大爱清尘基金会可能扛不起，我就写一个公开信，请求社会的帮助，我想有人会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的。
朱一存：因为我们这次没有发起公开募捐，所以说我们将精力集中放在了如何寻找和评估需求上，跟医院深入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及时协助企业。在市场上去寻找合适货源，把需要的物资以最快的方式运到灾区。企业是有组织的，无论多高频的沟通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企业的引导和企业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这是双方协调和妥协的一个过程，对一个组织来说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基于社会层面的引导。其实公众的捐赠热情非常高，捐赠风向变化也非常快，社会组织在表达这些好的意见、引导大家理性参与，同时更场景化地理解现场的一些困难，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一些大的捐赠风向其实能左右机构运作的方向，这是值得思考的。
南都观察：有一种说法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自然灾害事件中，捐款比直接捐物更灵活、高效，可协调的空间更大。想请六位分享一下自己的分析、判断。
官文宾：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捐款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可以根据需求的变化来灵活采购、捐赠，的确是比捐物会好一些。也可以反过来说，捐物如果对准需求，也能同样解决问题，但是物资的种类、品类以及是否符合要求，同样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审核。
比如说这一次的口罩捐助，大家热情很高，但会存在一个基础问题：口罩是否合规、是否符合一线需要。进一步延伸，我们平时常做的儿童公益阅读，有一种捐助者是捐钱去买书，有人问为什么不直接捐书，因为捐书就会出现把卖不出去的库存书捐给小朋友的情况，虽然这样能在做公益的同时盘活旧有的物品，也会把企业品牌建设嫁接进来，这当然也有意义，但捐的书不一定适合小朋友们。
公益组织捐钱的过程会涉及到专业设计，其意义是把捐款转化成有效的捐赠物资及有效的服务，并及时送达需要的地方、需要的人的手里。
何 文：捐钱、捐物都可以，但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能一概而论。现在应该采取的措施是，无论是捐钱还是捐物，都要纳入到需求评估的管理当中来。
我在过去的灾害管理工作当中发现，一些非常容易买到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物资，比如大米、食用油，可以在本地解决，那么捐钱更好，可以活跃当地的经济。就像贵州盛产矿泉水和大米，如果从江苏调配大米、矿泉水过去，就没有效率。
黄庆委：当然捐钱更方便，但这次疫情有一点特殊的情况，很多组织是有钱但找不到合适的物资，这是我一个粗略的观察。
我有一个感觉，很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组织都是以志愿者心态在做事情，更容易接受物资，而对于专业者来说，钱使用起来更自由。我观察了一些地方的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他们普遍喜欢用钱，因为更灵活。物资相对来说必须是急迫的、大宗的才可能去做，因为这当中评估也很麻烦。
刘园月：除了捐物以外，捐赠“服务”也很重要。捐物和捐款各有利弊，说哪个更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王克勤：捐款、捐物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这是我的观点。原则上讲，在物资相对比较充沛的情况下，捐款更好，更专业、更规范。捐物需要更专业，这次疫情中，我的一些同学直接从海外购买了两万套防护服发回国内，却发现不适合一线使用，花了很多的钱，形成了救灾物资的浪费。医疗是很专业的事情，很多外行凭着一腔热情就可能会造成物资的浪费，甚至是把不需要的物资发到一线，不能帮忙反过来还会添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如果有采购物资许可的状态下，医院采购部门更知道怎样购买物资更加清晰、规范。总之，一定要专业。
朱一存：能买到适合的物资就是好事情了，如果涉及的资金量比较大，相应物资需求比较多样的话，捐赠资金会更灵活，可以及时变更。我觉得物资还是基于时效性、当地的适用性和现场的可行性这三个角度，去确定物资能不能收、能不能发。资金相对比较灵活，注意采购和发放的高效、公平、公正，相对来讲是可以落实的，当然这要基于组织的效率和处理能力。
王克勤：从2月份到现在参与疫情的援助工作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两个关键词：科学、专业。
第一是科学。公益机构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首先要遵循科学的原则。一部人类文明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不断应对并战胜各种挑战和危机的历史。医疗卫生事业是一项科学的事业，事关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危，来不得半点马虎。由于当前新冠疫情已蔓延全球，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针对国外疫情加剧，呼吸机需求量日趋增加的趋势，曾有人提议，把中国许多公益组织捐赠给湖北已经使用过的呼吸机，回收清洗后发往囯外，权当应急。看到一些群里大家热议这个方案与想法，我坚定予以反对。对于涉及传染性疾病的物资决不可采取回收医疗设备再使用的科学原则，否则，极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甚至传染扩大化，这将会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患者的生命。切不可在人类未可知的疫情面前去犯尚能预知后果的低级错误，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尊重科学的做法。那样的话，非但不能救人，反而是谋财害命了。
医疗领域的问题，不能因为热情就胡来。很多志愿者行动盲目，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不知道如何防护。所以我们不许可志愿者进入湖北，全部由专业人员参与，因为专业人员基本在医院接受过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三个月的训练，知道和病人保持怎样的距离，知道如何和病人交流，知道如何测量每一个患者的血氧和在怎样的血氧下实施抢救。
第二是专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长期积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长期积累才可能临战上阵，不慌不乱。就像出现疫情，重大灾害之后经过训练的人就知道应该怎么“打”，很多没有上过“战场”的志愿者就手足无措。经过系统规范训练的专业团队效率最高、损耗最低、执行率最强，所以专业积累非常重要。
正如战争中的一种情形，没有任何训练的人送上战场，枪炮一响，四处逃窜；而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军人，便会立即卧倒，冷静观察，寻找战机。这便是专业训练与非专业训练的差异。面对重大公共灾害，其原理相似。
大家公认，公益及社会服务的出路在专业化。那么怎样才能够实现专业化呢？我以为：实现专业化，必须做到四个专。分别是：专心、专注、专长、专业。
专心于每一个领域或每一件事业上，专注的去做，久而久之必然专长于此，唯有专长才可能专业。即要学会放弃，注目一点，一米宽，千米深或者万米深。不要什么都去做什么都会点，最终什么都不精。
这几年看到公益界有个情形我很担心，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但凡大家都上去了，就会造成新的浪费和新的风险。唯有专心才能专注，专注到一个领域才能有所专长，有专长才能实现专业。社会服务的出路是专业化，而真正努力往专业化方向打造的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又有多少？
南都观察：贾西津老师在这次疫情期间，在公益组织的参与权限和参与程度等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呼吁，也想请她分享一下她的观察和思考。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案例分享特别丰富，我想首先要感谢几位分享人，讲得非常实在。我简单总结一下几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是社会组织切入救灾的方面。我看到很多社会组织由于疫情的特性没有参与进来，但听到这些案例分享，恰恰说明，这不仅仅是以救灾为宗旨的组织在物质上面的专业切入，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其实切入点可以取很多。
今天提到的几个组织在响应上都很快，而且行动时间和周期很有效率。其实今天几位分享者在日常都不是做公共卫生应急工作的，最多是涉及到救灾或有一些救灾的项目，甚至是都不是以救灾为宗旨。但它们为什么能够去切入？越是大的灾难，其需求的点越是多元。在这样一个立体的图景当中，可以从多角度切入。所有NGO都可以找到这样既专业又适合自己对接进来的路径。
第二是在具体的处理危机，特别是应对物资实施上面也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今天分享的几家组织通过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参与，都起到了非常切实的效果。特别是在具体行动方面，甚至会细化到一些会议机制、采购机制，还有怎样和一线、病人、社区对接，发挥社会组织最大的特性，到达“最后一公里”。
“可以直接应对需求和达到这个需求”这一点，恰恰是政府部门所不能及的。政府行为一般比较常规化、具有统一性、注重社会公平，但是社会组织的切入很灵活，可以直接通过专业运作到达需求者。
王克勤老师说，科学要大于热情，专业要大于人海战术。社会组织的参与，不是为了“参与”，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专业、有效地产生治理效果，这样的导向会让参与更加能够起到成效。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社会组织的参与需要“知止”，是要知道什么不做。像何文秘书长讲到的，要做对的事情，把对的事情做好，找到合适的方向。不是说只要有资源，只要有事情就去做，一定是按照对的方向去做。所以，社会组织在做事的时候不应仅想着显示自己的作用，而是要想到怎样让把事情做到最好。
还要避免与政府抢资源，不要去搅动市场，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让整个市场被破坏，要顾及到行业或者是社会效果，有这种意识才是一个有专业、有伦理、有道德的成熟的组织。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顾及到整个市场与社会协调，而不仅仅是在灾害中显示社会组织的力量，能到达这样一个视野，特别难得。
我们也很强调要解决弱势群体和一些被忽视的需求，刚刚听到了很多，关注到“中心-周边”需求、“核心-边缘”需求等大大小小的方面，这是一个动态的、随时调整的过程。疫情中，人们的正常生活被挤兑，由此产生的次生需求也不可忽视，次生需求影响更广、更长远。这也意味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从专业领域出发，可以切入进来，满足次生需求。
这恰恰可以证明建立应急协同体系的迫切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有了很多专业性的组织，怎样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可以显示出部门力量。今天有这么好的案例，但是公众（包括业内人）都会觉得，社会组织总体参与并不是显得那么有力量，并没有集中展现部门力量。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社会组织没有形成一个部门，也没有建立一种协同的机制。
就像政府是一种机制，社会也可以起到一种机制的作用，这就需要一个协同，这个协同是需要有日常储备的。我觉得南都观察在做的就是协调应急协同体系，日常应急协同体系的存在是很重要的，这让不同主体在其中可以协调、对接，以便在应急的时候发挥协同的效应。
这种协同机制下还有各种专业能力的储备，就像扶贫基金会有应急响应手册和很多专业的模式。网络性的储备也不可或缺，比如担当者提到了平常会有一些捐赠人网络，通过网络储备让更多主体可以对接起来。
这种日常储备机制需要被考量到，在危机发生时需要去协调的，一是社会组织内部的力量，让不同专业组织。其次要看到企业、政府机制、捐赠方和一些专业的救灾、物资储备等不同部门的对接，让不同主体在其中可以动员起来。
现在建立这种机制的可行性在于，全球性疫情引起人们反思，在大家的意识上面形成特别好的切入时机，还有互联网的契机，通过网络完全可以让日常储备变得可行。像今天这么好的案例，怎样让它形成一种机制而不是一个个案，这是社会组织在未来的协同机制中可以做的，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意义。
来源：南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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