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式演进：中国慈善的两次历史转型

（位于江苏南通的中华慈善博物馆，6个展厅全面、集中、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慈善文化和当代慈善事业显著成就。）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发展慈善的国家之一。从远古时代人群互助之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慈善已在中华历史长河流淌千年。期间，存在着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经历了两次历史转型：第一次是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此次转型已经完成，并伴随历史的远去而积淀成为慈善文化并形成传统；第二次是进入21世纪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这次转型尚在进行之中，且存在诸多变数。纵览两次历史转型，中国慈善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理念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并未完全摒弃传统，而是聚合成一种“扬弃”式的演进状态 。

中国传统慈善是一种“养济型”慈善，无论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理念，均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从思想文化渊源来说，中国慈善之根一直深扎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慈善事业形成了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交相运行的基本格局。从救助方式来看，施善者多倾向于临时性物质救助，而忽略受救者生存技能的培育及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传统慈善带有异常明显的伦理道德属性，其理想目标在于达至儒家大同世界。

夹杂新旧、兼具中西的中国近代慈善

中国传统慈善步入近代发生转型并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时代变局的需要与催迫所导致，其动因主要有：首先是西方社会福利观和公益思想的传入及启迪，这是传统慈善近代转型的外部条件与可资借鉴之处。其次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慈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再次是救亡图存的民族需求，推动着国人将发展慈善事业与摆脱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这是慈善转型的时代号召 。

归结起来，中国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慈善救助的主体，由政府转移到民间社会，官办慈善主导位置让给了民间慈善。慈善救助力量，不再局限于个体、宗族、宗教三方，而是出现了大批慈善家群体。慈善救助载体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式慈善公益组织，突破了传统慈善组织的单一局面。慈善救助对象方面，道德评核要求降低，人道普适原则增强。慈善救助方式不再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了慈善教育。慈善事业的地域范围，开始从传统熟人社区扩展至陌生人社区。慈善制度层面亦有建树，并朝着慈善法制化方向发展。慈善事业的理想目标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致力于实现儒家大同世界，而是服从于救亡图存的民族需求。中国慈善的近代转型，还表现在专业性慈善刊物的出现及发展这一特殊方面。

（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早年的慈善活动主要是举办义庄、社仓等传统赈济。在1903年考察日本后，张謇开始创办近代慈善事业。）

然而，作为“过渡时代”的社会产物，近代中国慈善无不浸染并散发出“过渡性”的时代特质，即夹杂新旧、兼具中西，存留了大量的传统内容与理念。首先，中国近代慈善根本上还是一种“养济型”与“输血型”慈善，“教养型”和“造血型”慈善虽亦存在、且发展较快，然仍只是中国近代慈善的一种辅助形式，并没有占据主导位置。其次，中国近代虽出现一批新式慈善公益组织，但是传统慈善组织仍然占据绝对数量优势。再次，慈善事业的主体虽从政府转至民间，但政府仍发挥重要作用，且对民间慈善持以警惕态度。复次，慈善事业中的道德考核虽已降低，但尚未达到一个正常状态，其中对施善者个人私德的要求仍堪称苛刻。最后，中国近代慈善虽然走出了地缘意义上的熟人社区，但仍停留在文化意义上的熟人社区。总的来说，中国慈善的近代转型是成功的，但存留了不少传统习惯及观念。表现出一种夹杂新旧、兼具中西的“过渡时代” 特征。

当代中国慈善应走民办官助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慈善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旧有慈善事业加以接收、改造；“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慈善事业出现近三十年的发展停滞乃至归入沉寂；改革开放以后，慈善事业得以复苏，并重新发展；21世纪以来慈善事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并出现了第二次历史转型期，即为中国慈善的当代转型。当代转型发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在镜鉴传统慈善的基础上，为适应现代化社会建设需求而做出的主动应变之举，同时也是市场化与互联网时代中国慈善的必然选择。

具体来说，中国慈善的当代转型体现在如下方面：慈善事业的公益化转向；“全民慈善”现象的出现；慈善法制建设进入“依法行善、以法治善”新阶段；互联网慈善的兴起及迅速发展，标志着中国慈善真正地走出了地缘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熟人社区，真正地走向了陌生人社区；慈善事业中的道德属性进一步下降，社会责任观念进一步提高，施善者和受救者之间逐渐结成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慈善事业开始朝着专业化方向转变；中国当代慈善的理想目标再一次发生转变，从服务救亡图存的民族需求转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慈善资本运营成为中国慈善当代转型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向。

（“沪港澳汽车摩托车系列赛暨李连杰‘壹基金’杯慈善房车赛”在上海举行，以赛车方式为“壹基金”计划筹款。）

反过来看，中国慈善当代转型过程中，同样延承了大量的传统习惯及观念，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包括古代延续下来的慈善传统，也包括近代新生成的慈善形式。对于这些慈善传统，应当有选择性地继承。至于哪些需要继承，哪些应该摒弃，哪些又须创新，这便是一个如何重构慈善传统的问题。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端：首先，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慈善思想，并剔除其中不良因子与文化糟粕。其次，继承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责任担当，但同时要改变政府在慈善事业中话语主导权，走民办官助之路。再次，继承并改革传统慈善形式，使之在中国当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最后，重构传统慈善中的道德要素，使之在中国当代慈善发展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总的说来，中国慈善的当代转型尚在进行之中，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与具体国情、社情、人情相适应的发展道路。

超越生存底线，追求理想世界

中国慈善的两次历史转型是中国慈善演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两次转型的根本动力并不是慈善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时代与环境变化的要求。中国慈善的近代转型，是对千年未有变局的一种应对，也是服从民族救亡图存需求的结果。中国慈善的当代转型，则是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探索。

中国慈善的转型既是创新的结果，也是传统的回归。所谓创新结果，是因为每一次转型之时与之后，中国慈善的表现形态和内在理念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都会出现一些新事物与新走向。所谓传统回归，是因为转型本身便包括继承传统这一方面。转型时与转型后的中国慈善，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慈善形态与观念，而是通过“扬弃”方式，有选择性地保留了部分传统。

总的说来，中国慈善的转型是历史进步的体现，但也会出现偏差与谬误；保留下来的大部分是优良传统，但也存在需要清理的文化糟粕。对此，后来者理应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去看待。

进一步言之，慈善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为了达成一个更加理想的世界或回归到正常状态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其终极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良性运转。对于何为理想世界，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亦有不同的理解。由此一来，慈善终极目标的具体表达形式便显得不尽相同。

但是，这种不同是针对理想社会的高度来说的，而在理想社会的容忍底线上却是一致的，即让所有社会弱势群体都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这正是所有时代慈善终极目标的共同底线，也是中国慈善转型、发展过程中首先考虑的问题。而且，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理应有超越生存底线、追求理想高度的决心与能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作者周秋光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公益研究院院长）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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