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管理“广州模式”成品牌

广州市半导体协会自从去年6月成立以来，已吸引32家企业注册落地，其中营业额过亿元的已经超过7家。这就是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

社会组织是如何助力广州完善社会治理和促进广州经济发展的？广州又是如何对这些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监管的？近日，近日，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王福军。

王福军自2014年起担任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广州市社会组织的每一个数据，他都能信手拈来。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市登记社会组织8122个，包括社会团体340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641个，基金会75个，其中行业协会351个，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24个，确认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89个。全市共有社区社会组织10743个，由街（镇）村（居）管理的有9807个。

完善社会治理的“黏合剂”

王福军说，十九大报告中，五次提到了“社会组织”这个词，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组织已被视为新时代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也多次提到社会组织，包括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这表明，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协商的一个组成成分。”王福军表示。

在王福军看来，社会组织能起到密切联系党和群众的“黏合剂”的作用。社会组织对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越到基层，工作越细，社会组织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覆盖到这些细微之处。”他举例说，像自闭症儿童，服刑、吸毒人员的子女，失独老人等这些细分的群体，政府很难覆盖到每一个个体，社会组织则可以通过一些项目去关怀他们。王福军给记者列出一组数字：广州一共有各类社工站近200个，每年在民政领域由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支出将近4亿元。

天天跟社会组织打交道，让王福军很“接地气”。5年间，王福军的一个最大感受是，中央、省委、市委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管理。广州市在今年机构改革中将社会组织管理局列入政府工作部门，这些改革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视。

协会推动广州支柱产业升级

在王福军看来，社会组织不单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更显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王福军举例说，在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和一批半导体行业核心企业的发起和推动下，广州市半导体协会于2018年6月成立。协会成立之后效果明显，推动了广州半导体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来自广州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0月，已有80家半导体产业链企业前来考察，32家企业注册落地，其中营业额过亿元的已经超过7家。这些项目涵盖上下游全产业链。目前，中国已建与在建中的12英寸生产线共26条，全部建成后，产能将达到111万片/月。其中，落户广州开发区总投资达288亿元的粤芯半导体，其正式投产的12英寸芯片生产线是广州第一条，也是广东省唯一一条生产线。在此之前，广东省仅有两家芯片生产企业，产品大部分为8英寸和6英寸晶圆，全部产能约7万片/月，远不能满足粤港澳大湾区芯片供应需求。粤芯半导体12英寸晶圆项目的建成投产，填补了广州市“缺芯”的空白，也提升了整个大湾区芯片产业的水平，提升了“广州芯”在全球的竞争力。

2018年12月，《广州市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若干措施》出台，提出将组织实施“强芯”工程，计划到2022年，广州市争取进入国家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范围，力争打造出千亿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广州市半导体协会将是主要的牵引者和实施者。“所以，说一个行业协会推动一个产业发展也不夸张。”王福军深有感慨地说。

王福军又举例说，广州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区块链协会，是全国首批成立区块链行业组织的城市。广州市区块链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将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目前黄埔区、开发区正成为广州区块链发展的主阵地，集聚着近300家区块链企业，通过区块链企业或机构认定的已达到104家，涉及金融服务、区块链底层技术研究等领域。

此外，社会组织还助力科技创新。今年以来，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发挥科技类社会组织的组织网络和人才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科技含量高、创新驱动强、未来潜力大的新兴产业成立科技类社会组织。

今年以来，先后成立大湾区虚拟现实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运营中心、游戏行业协会、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会、超有机循环农业研究院、电竞行业协会、虚拟现实行业协会、超高清视频产业促进会、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产业发展促进会、大湾区中医药真实世界研究中心等科技类社会组织，为广州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社会支撑。

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成品牌

王福军愈发感觉到，社会组织将来在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年，他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如何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的积极性？

他说，自2014年起，广州已连续6年举办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创投采取“60%政府资助+40%组织自筹”的方式，资助为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扶贫助困等公益项目838个，累计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1.24亿元，直接受惠人员500万人。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协同市委政法委开展“广州街坊”能力提升计划，组织“广州街坊+公益创投”活动，资助社区群防共治项目20个，组织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大源村和人民南周边地区重点整治工作，建立社会组织蹲点联系机制，发动行业商协会和志愿服务组织参与整治工作；大力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建立广州公益时间银行，6月20日试运行以来累计注册志愿者49357人，服务近10万人次。

今年以来，广州在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方面继续投入2422万元，资助第六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共141个项目，撬动社会资金约1400万元。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共治的公益创投“广州模式”已经成为广州的一个品牌。

此外，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也着力推进社会组织帮助落后地区脱贫。今年以来，全市191个社会组织，10210人参与到221个扶贫项目中，累计投入资金1622.61万元，受益贫困人口24.76万。该局还带领社会组织远赴贵州毕节偏远山区、四川甘孜地区考察扶贫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支援贫困地区，推动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王福军说，广州的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可以用“三个有”来概括。第一，有序发展。“这体现在我们对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改革，广州市是全国首批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早在2014年，民政部就将广州列为全国首批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第二，有效扶持。“社会组织要发挥作用，离不开政府扶持。这些年，市、区两级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第三，有力监管。2019年截至目前，广州共依法立案处罚43个全市性社会组织，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14个。依法核查上级交办、其他部门移交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案件8个。该局还制定多年未提交年度报告的社会组织清退工作方案，对27个“连续两年或累计三年未参加年度报告”的社会组织，按照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程序，稳步推进清退工作。

“广州模式”开创全国先河

“在社会组织的管理方面，广州有一套成熟有效的监管机制，形成了符合广州实际的‘广州模式’和‘广州经验’。”王福军说。

王福军告诉记者，早在2010年，广东省就将广州市作为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2012年，广州市出台《广州市募捐条例》，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赋予社会组织公开募捐权利，调动了捐赠人的积极性，规范了募捐行为。2016年，全国人大出台慈善法吸收借鉴了广州的做法，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实行机构募捐许可，后者实行项目募捐许可。上级民政部门出台的一些监管方面的政策也吸收借鉴了广州的一些经验。

近年来，以年度报告为依托、信息公示为基础、抽查监督为手段、活动异常名录为措施的监管模式，广州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19年，广州市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公示率达到97.92%，全市性社会组织主要信息公示率达100%。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还按照每年不少于上一年度末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5%的比例开展，并将抽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广州是全国最早成立社会组织党委的城市之一，在2010年，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工委成立，后改为市社会组织党委。2012年，广州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副局级的社会组织管理局，并将社会组织党委的工作机构实体化，并且纳入行政编制，这在全国也是首创。后还成立了全市首家综合性的社会组织党委——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党委。目前，社会组织联合会党委共有98个社会组织党支部、576名党员。“这些党员的组织关系是正式转过来的，而不是留在原单位。”王福军特意强调说。目前，全市各区均成立了区级社会组织党委，负责本辖区内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

此外，广州还建立起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召集人，市委组织部、统战部、政法委等32个单位为成员，形成合力。广州还建立了社会组织涉外活动管理协作工作机制和市区两级登记管理机关执法督导联动机制。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是广州市社会组织工作总体部署要求。在王福军看来，社会组织管理的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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