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5 人阅读
新冠肺炎病毒仍在全球肆虐，据Worldometers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已造成全球433万人感染、近30万人死亡，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及社会经济灾难。疫情面前，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避免全球性经济危机加剧，已成为国际合作的重中之重。
自2月下旬起，中国社会组织的抗疫行动随着疫情发展逐渐拓展到全球，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及抗疫物资。“这次抗击国际疫情，中国社会组织的集体展示亮相，无疑给‘走出去’快速发展期带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起跑动作。”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表示。
王行最曾先后就职于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农业部中国欧共体农业技术中心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2001年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历任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专职副会长等职。对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国际援助工作有着深刻和独到的见解。
王行最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抗疫，对于缓解政府回应国际社会求助带来的压力、促进与受助国的民心相通以及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和构建国际化网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王行最也坦承，并非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要“走出去”，也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适合“走出去”。“社会组织要根据机构的使命及能力进行研判，决定是否‘走出去’开展国际抗疫活动。”
王行最还判断，疫情过后，中国将会继续加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力度，加快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应该顺势而为，趁势而上，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王行最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社会组织能顺势发展，未来能够活跃在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舞台上。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 王行最
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适合“走出去”
马广志：对中国社会组织来说，这次危机是对疫情应对能力的一次“大考”。在您看来，中国的社会组织考试成绩如何，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王行最：我认为这次危机应对中，无论是国内抗疫还是国际抗疫，社会组织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体上交出了比较满意的答卷，但也有仍待改进的地方。
在国内抗疫方面，据易善数据统计，截止3月15日，社会捐赠超过了300亿元人民币，参与募捐的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等超过4200家。在国际抗疫方面，据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促会）不完全统计，截止4月24日，中国的社会组织捐赠国际抗疫资金物资总额近10亿元人民币，形式从捐赠物资、派遣海外救援医疗队到线上抗疫经验交流、发布抗疫手册及抗疫倡议等，十分丰富。
至于说中国社会组织在这次抗疫中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在国内抗疫方面我觉得社会组织在应对突发重大疫情的能力普遍不足，由于疫情的特殊性，人员不能亲临一线进行需求评估和物资发放，造成款物滞留，拨付不够及时或简单充当捐赠款物的二传手。这需要我们社会组织平时加强实战练兵和能力建设，这样战时我们才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在国际抗疫方面，首先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还是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和社会支持鼓励，比如简化国际救援物资报关手续，开放国际抗疫公开募资等；其次，中国社会组织自身要加快熟悉国际项目实施原则和项目操作流程，比如提前了解受援国法律法规，掌握国际物资捐赠流程和质量标准等；三是社会组织要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取长补短。
马广志：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就“走出去”开展全球抗疫行动，是否必要呢？
王行最：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首先，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抗疫，可以帮助缓解政府回应国际社会求助带来的压力。这次疫情多点爆发，四处蔓延，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都纷纷向中国求助，希望得到中国医疗物资援助和抗疫经验的分享，政府一时间应接不暇，非常愿意携手社会组织共同抗疫。
第二，中国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全球抗疫行动，把中国人民的关爱送到受益国民众手中，拉近了中国与受益国普通民众的感情，促进了民心相通。
第三，中国社会组织开展全球抗疫对自身发展也有帮助，随着2020年中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趋势，积极参与全球抗疫，是一次重要实践，对社会组织构建国际化网络，提升国际化能力以及未来国际化发展都会带来积极影响。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要“走出去”，也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适合“走出去”，比如这次国际抗疫还是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的，社会组织要根据机构的使命及能力进行研判，决定是否“走出去”开展国际抗疫活动。
新技术为社会组织国际化提供想象空间
马广志：在您看来，此次中国社会组织全球抗疫行动呈现哪些特点？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王行最：我认为这次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抗疫行动的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行动快。在国内疫情刚刚得到控制，国外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中国社会组织早在2月底3月初就纷纷启动了国际抗疫行动；
第二是行动力度大。这次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抗疫最大的亮点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马云基金会对150个国家和地区的应急抗疫物资援助及网上抗疫经验分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第三是参与抗疫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多。中促会是中国走出去社会组织的联合体，由中促会发起的“丝路一家亲”民间共同抗疫行动，不仅覆盖了亚洲、非洲、欧洲 20 多个国家，参与的社会组织也达到40多家。
第四就是社会组织既关注抗疫物资的捐助，也关注抗疫经验的分享和对受疫情影响弱势群体的帮助。比如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和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联合不同的国内外社会组织举办了8场中外民间组织抗疫经验线上交流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尼泊尔、缅甸和埃塞开展的社区抗疫洗手站及粮食包发放项目等等。
这次跨国抗疫行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在大家行动受阻，不能亲赴实地的情况下，通过线上会议，就把抗疫工作组织实施完成了，大大提高了效率，也为未来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马广志：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的首批探索者，在此次全球抗疫中是如何行动的？
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国内和国际抗疫方面都有参与，截至2020年5月10日，我会国内抗疫接受共计价值2.64亿元的认捐资金和物资（其中捐赠物资价值1318万元），在认捐资金和物资中已到账2.31亿元，支出1.74亿元。
我会国内抗疫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一线医院资金和物资援助为主，包括发放自购物资和接受的捐赠物资、设立医院后援基金和为特殊群体提供生活保障和关怀；第二阶段是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进行产业恢复，包括助农帮销、消费扶贫和产业恢复等。
3月27日，我会正式启动国际抗疫行动，主要结合我们有海外落地团队的优势和资源特点，聚焦受疫情影响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将抗疫和常态项目结合持续开展。在项目国学校普遍停课的情况下，我们调整了微笑儿童学校供餐执行模式，给受益儿童发放粮食包；我们也在筹备升级国际爱心包裹项目，在包裹里添加卫生用品和防疫防灾知识读本。目前我们已经在尼泊尔实施了社区防疫洗手站和粮食包发放两个项目，马上也会在缅甸、埃塞等国家启动实施。
社会组织国际化要恪守做事原则
马广志：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跨国抗疫，中国社会组织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推动更多的社会组织走出去？
王行最：疫情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社会组织抗疫，首先既要重视医疗物资和器械等紧缺抗疫物资的捐赠，也要重视受援国公共卫生防疫能力的建设；二是要密切关注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构成的威胁，实施一些弱势群体关爱项目；三是在跨国抗疫时必须尊重当地，以需求为导向，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于人。
上面提到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抗疫缓解了政府回应压力，是政府所鼓励的，但是在具体政策法规方面，比如物资清关和公开募捐，管理还是偏严，需要出台更多扶持性鼓励性便利化的政策，以推动更多社会组织走出去，走得更好、更顺畅。
马广志：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全球抗疫行动，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对来自中国民间的捐助行动有些反弹。您怎么看？
王行最：由于各国法律法规、文化风俗习惯和物资质量标准要求方面的不同，加上一些社会组织国际化经验不足，在救援过程中出现一些杂音是不可避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国际化过程中一直秉承尊重当地、需求导向、合作伙伴和可持续四大原则，我们的救援行动还是得到受援国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吧，只要你真心做好事，做善事，最终一定会取得东道国民众的认可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要恪守做事原则，不断完善和提升自我能力，迈开大步往前走，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停下脚步。
马广志：现在各个社会组织在“走出去”时基本还是在“单打独斗”，成本是相对高的。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联合救援机制，降低跨国救援成本？
王行最：这个很有必要，其实在这次国际抗疫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联合带来的好处。我们参加了中促会“丝路一家亲”民间抗疫联合行动，在获得受援国真实需求信息及项目实施渠道方面得到了中促会的大力支持；我们与西藏善缘基金会、成都授渔公益中心、尼泊尔华商联合会、善心莲心等多方合作，充分发挥我们当地办公室能落地执行项目的优势，在第一时间为尼泊尔弱势群体建立了洗手站，发放了粮食包；我们与中促会和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合作举办了中国埃塞民间组织线上抗疫经验交流会，我们埃塞办公室邀请当地政府官员和社会组织参会，中促会和平澜基金会邀请中国专家分享经验，大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较轻松地完成了一场规模可观的中外交流活动。
社会组织要顺势而为加快“走出去”步伐
马广志：我国社会组织在“走出去”方面处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您觉得这次疫情是否会促进中国基金会在“走出去”方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
王行最：我认为这次参与国际抗疫是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加速前的起步阶段。目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确实处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对外投资体量越来越大，中国出境人数的持续增加，以及2020年中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肯定会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而这次抗击国际疫情，中国社会组织的集体展示亮相，无疑给“走出去”快速发展期带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起跑动作。
马广志：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打乱了全球化进程的节奏。许多人担心，在疫情过后，全球化进程还能不能继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还有意义吗？
王行最：我不这样认为，疫情突袭全球，中国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帮助，待国内疫情缓解后，中国也反过来帮助了世界各国，这表明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通力合作，互帮互助，及时分享经验教训才能战胜疫情。
我判断，疫情过后，中国将会继续加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力度，加快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应该顺势而为，趁势而上，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马广志：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中国慈善事业有哪些影响？您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王行最：其实，每当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正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时候。这次疫情来得突然，没有人事先预料到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就近期而言，今年经济增速会放缓放慢，社会捐赠总体会呈下降趋势，所以社会组织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有些原本计划实施的项目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无法实施，社会组织要及时做出适应性调整。
同时，这次疫情告诉我们，社会组织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同时，也要将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自己的战略使命，在体制、机制、组织架构、能力建设和资源动员方面做好谋划和储备，这对社会组织来说又是一次发展机遇。谁在这方面未雨绸缪，做得好，将来的发展空间也就更大。
至于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期许，就是本次采访通篇谈及的国际化问题，我希望借此抗疫带来的契机，社会组织能顺势发展，将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组织活跃在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舞台上。
来源：善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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