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是一本大书——中国基金会40年发展侧记

慈善公益报（本报记者 李济慈）基金会是慈善的产物;基金会是时代的产物。

慈行善举，自古有之。然而不论是个体行为抑或社会事业，无不与现实及历史息息相关，与时代和文化紧密相连。

自1981年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宣告成立，中国当代基金会已走过40年门槛。抚今追昔，行而不辍。40年，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一段值得深读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巨变，国家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都随之发生改变。

1978年，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十三届四中全会发轫，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慈善从被污名、被摒弃、被禁锢的阶段走向被正名、被承认、被发扬的阶段，也为慈善事业带来了振兴发展的机遇与活力。作为慈善组织形式之一的基金会由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兴起，因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累积，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为慈善事业致力于弥补与改善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创建了巨大平台，创造了更大空间。

40年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在投身扶贫济困、助力脱贫攻坚、服务国家大局、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近年来，中国基金会行业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并向着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前进。据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截至2020年10月1日，全国(不含港澳台)注册登记的基金会共有8263家。近6年来，全国基金会数量翻了一番。全国基金会净资产的中位数保持在600万元左右，净资产在1000万元以下的基金会约占60%，净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基金会约占5%。事实证明，基金会业已成为接受社会捐赠资源的主体与服务国家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基金会的前世今生

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基金会事业的先河。由此回溯至20世纪初，中国已出现了具有基金会雏形的组织形式，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和具有公益慈善理念的民族资本家便开始尝试借鉴西方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1928年，张学良将军捐赠500万元，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东北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支持教师出国考察进修。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实业家顾乾麟年轻时继承父业，在上海经营怡和公司，致产业发达，业务兴旺，事业繁荣。他以“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理念，于1939年出资建立了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叔蘋奖学金”，面向清寒而优秀的中学生进行资助。奖学金确立了宗旨，制定了标准与核查制度，保证了持续科学的运营。到1949年，资助学生已达1100余人。1986年，“叔蘋奖学金”在上海续办，1988年又分别在北京、湖州续办，累计获得资助者近万人。

此外，还有一些与战争赔款有关的经费被用于支持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其组织形式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基金会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发展阶段。但由于客观历史的原因，基金会并未按照自我发展的轨迹运行，并且形成规模。

总体来看，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80年，因政策而沉寂阶段

解放初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政府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成立了一些部门专门来负责相关事宜，社会的一切方面皆由政府包揽。比如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由该机构协助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劳动互助。同年，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定位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中国福利会等等。这一时期，慈善事业均以国家为主体，由国家有关单位负责运行，此前仅为初级阶段的基金会因此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意识形态方面，“慈善”被视为洪水猛兽，冠之以“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地主阶级的伪善之举”。慈善之路由此变得坎坷狭窄，举步维艰，也使与慈善原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基金会失去了存在空间，使大陆地区基金会发展处于空白状态。

第二阶段，1981年至1989年，因少矩而无序阶段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社会呈现出巨大生机，也为基金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各种名目繁多、形式多样的基金会竞相亮相。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基金会的管理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大有“野蛮生长”之势，呈现“鱼龙混杂、发展无序”的态势，治理整顿势在必行。据1987年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各种规模的基金会214个，其中全国性基金会33个，地方性基金会181个。此外，各地还利用救灾扶贫款建立了大批被称作“基金会”的组织，当时已经达到6200余个，其中绝大部分为乡镇政府所设立。

第三阶段，1989年至2004年，因混杂而整顿阶段

为改变基金会的乱象，1988年，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此前基金会无章可循、无序发展的状况。《管理办法》以“三重管理体制”“三步批准登记制度”等为重点，对民间组织进行清理整顿与重新登记工作。

第四阶段，2004年至2016年，因立法而起势阶段

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成为中国基金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管理条例》首次界定了非公募基金会概念，并鼓励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同时，境外基金会被准入中国。这一时期，非公募基金会取得快速发展。根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基金会数量达到2515家，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占比53.75%，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形态更加多元，境外境内、公募非公募、官办民办等多种形态的基金会共存共进，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中国基金会体系。

第五阶段，2016年至今，因法治而稳进阶段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法规政策相继出台，构成了支持促进基金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一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慈善事业和脱贫攻坚等国家大局以及第三次分配等国家分配制度的紧密结合。同时，《“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积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互联网慈善的强势兴起。以腾讯基金会为例，2013年时，腾讯公益的筹款总额刚刚突破1亿元，而至2021年10月，腾讯公益累计募集金额已达到167.5亿元，参与人数达到5.7亿人次。

基金会的“节点”与“路标”

任何一段时间都会有若干节点记录;任何一条道路都会有若干路标标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与每一次创新与开拓不可分割，正是这诸多的“第一”指示了中国基金会的来路，指明了中国基金会的走向。

政策法规方面，1988年，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基金会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式发布。

1999年，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捐赠行为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第一次允许企业和个人捐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第一次允许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慈善事业”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

2005年，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的表述。

2016年，中国慈善行业第一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实施。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决策部署。

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文化建设方面，1994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慈善正名》，使“慈善”重返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

1998年，《慈善》杂志创刊，成为全国最早的慈善文化期刊。

1999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出版《第三部门研究丛书》，成为中国内地首次成套出版“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2008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个人捐赠额首次超过企业捐赠。

2012年，我国首份、也是目前唯一一份全国性中央级慈善类专业报纸《慈善公益报》创刊。

组织与平台方面，1981年4月，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成立，为新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基金会。

1981年7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

1988年，福特基金会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国际基金会。

1994年，中国第一个综合性慈善机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成立。

2006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英国伦敦设立中国基金会第一个海外分支机构。

2007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

2009年，中国第一家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

2010年，中国第一个专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成立。

2013年，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在中国率先由非公募基金会转型为公募基金会。

2018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成立，是中国首个由网络社会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联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

基金会的未来之路

毋庸置疑，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必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由此所产生的基本逻辑就是基金会的价值与意义更多表现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融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中心任务。具体而言即促进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等，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贡献力量。

由过往可知现在，由历史可观未来。尽管已届“不惑之年”，但中国基金会的成长历程毕竟尚短，未来也仍将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所谓“路漫漫其修远”，一切仍需心有所善，上下求索。

所幸中国基金会行业与整个慈善事业正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与慈善事业息息相关的第三次分配由“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上升为国家“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仅为慈善事业开辟了广阔空间，也为基金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宽广舞台。

首先，基金会将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基金会的质量将更加提升，类型将更加多元，优胜劣汰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基金会数量为8000余家，水平参差不齐。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日益壮大，社会需求的日渐强烈，法律政策的不断完善，公众意识的持续提高，中国基金会不仅在数量上具有相当可观的增长空间，其领域广泛性、组织异质性、类型多样性也会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逐渐融入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腾讯基金、壹基金等公募型基金会的“联合公益”模式，南都公益、阿拉善SEE、阿里巴巴、浙江敦和等资助型基金会，以及爱佑基金会所体现的综合资助模式等等。基金会唯有将自身价值与国家大局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同心同德、同步同调，方能达到协同发展与自我提升。

其次，网络时代的快捷透明，现代化管理的高效务实将在基金会行业得到充分体现，各种基金会将更加追求专业、优质、透明。

基金会作为推动事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引擎之一，拥有代表先进理念和专业方法的资金、人才、团队等资源。因此，必然会更加重视将现代化手段与优秀管理经验运用到基金会的日常工作中。就中国基金会而言，恰因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不充分而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中国基金会将充分吸收借鉴各国、各行业组织的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创新与突破，以达到公益慈善组织的本质要求，彰显其本质特性。

再次，致力深化改革，努力延伸触角，追求集群效应，以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来助推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基金会在广大社会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日益体现出各自的不同理念与多重走向。一方面努力尝试回归基金会的本来属性，以传统方式重视对人员素质与组织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一些新型基金会在社会创新及社会影响力投资等方面进行不断深入探讨，其实际效果已得到公益慈善领域的广泛认可。一方面不断拓展创新捐赠模式，实现平台与渠道的最优化;另一方面，深掘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实现其慈善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一些基金会将目光向内、重心下沉，以社区营造和社区治理为主要关注方向，紧紧贴合社区慈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一些基金会，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基金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了自身国际化进程，在国际救灾、减贫、环保、医疗卫生等领域已经立足国际舞台，其影响力日渐凸显。

放眼未来，中国基金会综合实力与集群效应的加强将成为必然趋势。各类别、各层级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互助将会愈加增多，以优势互补方式达到共进共荣的目标。

自然，也不可否认，中国基金会的发展目前依旧处在初级阶段，尚存在经济基础不牢、缺乏理论指导、配套法规统筹推进力度不够、行业认同不足等问题，都需要行业同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不断修正与完善。

来源：慈善公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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